绑 匪 的 纸 条

余秋雨

  我和妻子都是旅行者,因此家里不订报刊杂志,订了也没法看。说来惭愧,我读的报刊大多是机场、码头随买随丢的那些刑侦破案读物,原来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后来发现那里刊登的许多案件实在好看。也曾自警是否阅读品位下降。但仔细一想又觉得未必。这些读物往往真实而又有吸引力,正可以比照我们许多文学作品的虚假而又令人厌倦;更重要的是,刑案是生活的极端状态,而极端状态总会集中社会神经的末梢,具有不少思考价值。

  你看手边正好有一份法制文摘,刊登了 1997 8 1 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票杀人案,读起来就很有意思。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而在去年下半年,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在旧案卷中看到了绑匪写的一张纸条,立即断定作案者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于是快速确定了侦查重点。

  那张纸条上写着这样几个字:“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一切有华文素养的读者一定会赞成吴忠义先生的判断。看来写这张纸条的罪犯竭力想把句子所传达的信号简缩到最低限度,但他忘了越简缩越能反映文化功底。为了用寥寥数语把藏信的地点说清楚,选择了以动词指引的最佳方式,动词又选了四个准确而不重复的单字,简直难于删改;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只能是古文修养的自然流露,要掩盖也掩盖不了。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破案是容易的,果然,罪犯是一名大学讲师。他的生命虽然罪恶,却已与文化长在一起,文化揭发了他。

  文人犯罪,屡见不鲜,现代的高智能犯罪也已层出不穷。但尽管如此,当我读到这张纸条时还是禁不住感叹一声:“太浪费了!”这样的文字用在这样的地方是浪费,这样的文字连接着这样的灵魂是浪费。

  文化揭发了他,他也揭发了文化,那就是:“文化”一词涉义太泛,极易混杂。文化知识并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人格,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令人十分疑惑,不管他是否浑身书卷气,或者满头博士衔。

  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