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上)(摘自《人民书城》)

(作者:杜维明,由闲庭居士授权)

缘起

    文化中国这个课题,很多人提到,也有很多人讨论过。1987年,一批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海外的学者聚集在香港,想要创办一个在北京、台北和香港同时发行的杂志。那时,我们的共识,就是把这个杂志叫做《文化中国》。至于杂志的内容,不仅是讨论政治和经济课题,也会探讨文化课题。另外,傅伟勋先生也出过一本书,叫《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总之,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

    1990年,我申请了一年假期,离开哈佛,到夏威夷东西中心的文化传播研究所发展了一个研究计划,就叫“文化中国”。之后,普林斯顿的中国学社,又针对文化中国这个课题,讨论了五次。每年到五四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了一次讨论,从文化中国智识分子的问题,民间社会的问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的问题,都探讨过。

    在康桥,也就是我所服务的地方,我们已经举行过好几次的讨论会。在温哥华,有一批华裔的基督教徒要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理解中国文化,并出版了一本叫做《文化中国》的杂志,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三期了。香港在三年前举行了一个有百多名学者参加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名称就是“文化中国”,论文已经在台北出版,很厚的一本论文。在哈佛,也举行过一次“文化中国认同与传播”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大陆有十几名学者来参加。去年在杭州,也开了一个由三个学术单位,即北京中国文化书院、杭州大学和上海的学术青年联办,集中讨论文化中国课题的学术讨论会。

    我所理解,我所提出来的文化中国,一共有三个意义世界。这个观点颇为引起人们的争议。第一个意义世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主要是由华人,多数华人组成的社会。但是,这些社会必须包括相当程度的少数民族。在中国,是除了汉人以外,还有满蒙回藏,还有很大的壮族以及其他五十多种少数民族。加起来的话,有好几千万人。

华人社会内部发生的互动

    第二个意义世界,也很容易理解,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最突出的当然是马来西亚,现在也差不多是百分二十八以上的华人,泰国可能是百分之十,至于印尼或菲律宾,可能近于百分之三。在美国、澳洲、非洲和欧洲,华人的比例就非常小,但是人数加起来,也很可观,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从经济的力量来看,第二个意义世界和第一个意义世界,乃至第一个意义世界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互动,因此有所谓经济自然区的形成,比如说香港和华南地区,福建和台湾。

    第三个意义世界是争议最大的,就是我,以及一批与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其中当然有学者和汉学家,但也包括长期和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媒体从业员和政府官员。对于中国文化问题,他们常常是通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韩文和其它语言来加以了解。

    我提出这个观点,在台湾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也许他们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兴趣。在香港,有很大的反响,说把外国人加入文化中国有点不伦不类,很不赞成。在大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浙江大学,我提到了这个观点,有学生质疑说:“外国人既不懂中文,又没有在中国文化的环境里生活,怎么有资格谈文化中国?

    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假如一个19岁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对法国文化发生兴趣,学习法文;到29岁,法语讲得很纯熟;从20岁到39岁,可以用法文写一点报道法国文化的东西;到了49岁,开始成为法国文化的权威,逐渐可能变成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重要专家之一。这一位中国年轻人,跟法国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他对法国文化有没有发言权?他说:'当然有,因为他争取到了,他努力研究法国'。”

    有一大批我这二十多年来所接触的美国年轻人,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有个通例:你假如要研究中国文化,你就必须是美国高等学术界的精英中的精英。也就是说,只有成绩最高的学生,才会被接受研究中国文化。我在普林斯顿、柏克莱、哈佛的入学委员会服务了很长的时间,知道要想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那一些候选人,都是美国学术界的精英中的精英。最近,有六位数学能力和语文能力都是800分(满分)的年轻人报名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只录取了其中三位。另外三位也是满分的,我们没有录取,因为竞争太强了。

    而这些直接参与文化中国论说的美国年轻人,经过十几年的长期奋斗,终于得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常常是失业的。可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再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有所发展。有一些因为在学术界找不到工作,转行投身银行界、企业界,变成大富豪的也不少。有些学者说,到了银行界,发现竞争性很差,和汉学或中国研究根本不能比。他们说:“我们经过中国学研究的挑战以后,这简直是小儿科。”所以,我坚持要这个第三个意义世界。

文化中国不是狭隘地域观念

    我认为文化中国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观念,不是一个狭隘的种族观念,也不是完全语言的观念。文化的观念太大了。文化和族群意识、地域感情有很大的不同,它是通过主动自觉的努力而争取到的。

    近百年来,中国经过了好几次的浩劫。从文化的立场上讲,最大的浩劫是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当时,大批中国人把中国文化摧残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你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我就是中国文化的维护者。这个命题根本站不住。摧残自己文化的中国人,比比皆是。反过来说,想通过文化的努力来了解中国智慧的外国人,也相当的多,比例上讲起来当然是非常非常少,但他们的人数在逐渐增加。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重要性。

儒学若一枝独秀是不健康的

    接下来,再谈文化中国和儒家传统的关系。有很多人误会了我杜维明,认为我从事儒学研究,总是想儒学一枝独秀,想独尊儒术。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我只是觉得,儒学在中国最近这一两百年里的命运太悲惨了。因为命运太悲惨,如果能够为它一陈词,让它有再生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从来没有梦想过或幻想过要把儒学变成一枝独秀,即使是能够一枝独秀,我认为也是不健康的。

    基本上,我的立场是文化多元,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儒家传统所具有的精神资源。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中国的观点是非常宽的,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绝对不只是儒家传统,还有道教、佛教等其他传统。中国的民间宗教传统里头,有儒家的成分,但也有很多不是儒家的成分,而是佛家的。佛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大超出了儒家,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都可以看得出来。

    文化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精神资源,如法家的思想,甚至于阴阳五行的思想,墨家的思想,这些都是文化中国的资源。回教,现在中国有五千万回民,包括维吾尔族;基督教在文化中国也有很大的生命力,出了很多第一流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的思想家。

文化中国范畴远超儒家传统

    这一切都是文化中国的资源。所以,文化中国的范畴远远要超出儒家传统,毫无疑问。但是,儒家传统是文化中国的资源之一,值得发扬。而发扬儒家传统,不仅是从事儒家研究的人,就是关切中国文化将来的命运的人,大家都应该有兴趣,这是我的理解。

    可是,在另一方面,不论把文化中国的范畴扩展得多大,都不能涵盖儒家传统。也就是说,儒家传统的范畴体系的涵盖面,又要比文化中国宽。为什么呢?因为,儒家传统也是日本的,也是朝鲜的,也是越南的,将来也可能成为欧美的。所以,不能说中国文化这个传统把儒家传统完全包容在内。除非我们能说日本文化、朝鲜文化、越南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一支。但我想,即使我们再傲慢、再狂妄,这句话也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以,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已经不仅在中华大地,同时也在日本、朝鲜、越南及很多其它地方开花结果。其实,儒家传统常常在中华大地上受到很大的摧残,但在韩国、日本有很大的发展。

    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举一个很突出,对我来讲既兴奋又伤心的事情:我认识一位杰出的日本学者,叫做岛田谦次,其实应该叫Shimada Kenji。Kenji教授在1974年访问北大,当时还是在文革的余韵,批林批孔的风气还很盛。Kenji教授告诉我,他在北大发表论文时,说过“儒家传统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另外还讲了一句更有刺激性的话:“假如贵国的学人对这一传统弃之不顾,那么我们京都的朋友要加倍努力”。

    大陆的学者当时很赞成他的说法,但是不能够发言。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痛心的事情,严格地说,在过去几十年,真正严肃的儒学研究,不是宣传,不是政治化,而是严肃的儒学研究,是在日本的京都和韩国的汉城,其发展的情况,远远要比台北、北京以及其它中国文化区来得有成绩,也深刻得多。因为它们的文化没有薄弱,吃了原子弹,但学术传统并没有被糟蹋,而儒家传统在中国的命运却非常的曲折。

在多元精神文明下茁长

    现在很多人在谈东亚文明的复兴,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较多东亚文明的兴起,先是日本,接着是所谓的四小龙,最近还包括社会主义东亚。日本和韩国学者把这个区域叫做“儒教文化圈”,包括了工业东亚和社会主义东亚。如果轻松一点说,“儒教文化圈”也可以叫“筷子文化圈”、“稻米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不管你从食物(稻米)、餐具(筷子)或语言符号(汉字)来看,这个文化圈里,儒家的生命力很强,但它的生命力是在多元的宗教精神文明的默契下,才能茁长。

    所以,在中国,一定要考虑到道教,要考虑到民间宗教,还要特别考虑到大乘佛教;在日本,要考虑到大乘佛教,部分的道家,但最重要的是神道教;在朝鲜和韩国,要考虑到大乘佛教,还有它们的巫教。可见,儒家传统在这几个社会,事实上都有不同的表现。换句话说,儒家传统是多样性的。

    另外,我想从儒家传统本身的发展及其命运,和文化中国现在的课题的角度,提出两个观点。第一,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在现阶段说,是薄而不是厚;第二,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是少而不是多。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的呢?是从五四以来的强势意识形态。五四以来的强势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当然是西化,但却不是西方文明,而是一个特殊的西方文明。这个西化所体现的精神,可以说是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和广义的科学主义。这个强势的思想在文化中国的各个地方,影响力非常的大。

    在中国大陆,现在有所谓的商业大潮,大家“下海”以后,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更加突出了。在台湾,虽然宣传中国文化,但它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宣传中国文化,以前是为了替国民党造势。现在,台湾的意识形态,基本上还是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另外,像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社会,工具理性的影响最大。这个力量,突出了经济和政治,对于社会、文化,特别是人文学的方面,并不重视。这是很明显的。

    至于精神性,就是宗教学所说的精神性,它在文化中国的生命力非常薄弱。虽然有很多人是教徒,可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大的方向,却是物质主义、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其精神性很淡。很多人认为,目前在国际上,能够体现精神性的,是西藏的达赖喇嘛,但达赖喇嘛所体现的是佛教的精神性,正好是和文化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相抗衡的。

意识形态受科学主义影响

    最近在大陆,精神性的问题提得非常高,突出提出这方面问题的,多半是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在海外的中国大陆学者,对精神性的问题也提得很起劲,但他们多半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可是,作为文化中国主流的儒家传统所代表的精神性的问题,却提得不很明显。主要是因为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已经成为现阶段文化中国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的缘故。

    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影响了文化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最有势力的是马列主义,最有影响力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潮,特别是科学民主。不管是有势力还是有影响力,都是西方思想,而后面根据的多半就是科学主义。

    1972年,中国大陆第一次派代表团到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环保会议,但却拒绝签署国际环保最基本原则,成为与会一百多国当中,唯一不签署基本原则的国家。为什么中国不签呢?因为最基本原则当中,有这么一条:“不仅发展是有限制的,科学技术也是有限制的。”大陆代表怎么也不肯签字,因为“科学万能!这条原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思想。”

    这个思想影响非常大,落实在教育方面,突出了教育就是为了社会服务。它不仅是工具理性,而且还是社会工程,很现实的塑造一个人成为服务社会的工具。对于文化的传承,对于个人人格的充分体现和完成,对于批判精神的发展,基本上不重视。重视的是从工具理性来发挥个人能够服务社会,特别是在技术层面和科学层面的功能,不是为了培养全部的人格发展。

    在这个情况下,经济和政治的价值更突出,多元的人文价值很难出现。人文学的价值,即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的价值,都在于人的自我反思,不仅是个人,而是群体人的自我反思。这种学问,在文化中国不会受到很大的重视。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大陆某位领导人,居然会问“花那么多工夫去搞考古干什么?”“那么多人去搞历史干什么?我们现在搞四化,全部精力都应该放在建设上,你搞历史干什么?”等问题。当然,文学、哲学、宗教更不用说了。

文化中国缺乏人文资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化研究,宗教学以及所有其它能够令我们自我反思的资源,在文化中国比较缺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理解到,五四以后,儒家传统之所以受到重视,多半不是儒家的精神层面,而是它的现实性,它的入世,它的工具性。很多人说儒家了不起,因为它不是宗教信仰,就只相信现在,不相信来世;相信生,不相信死;相信活的人,不相信鬼,认为这个儒家健康,跟我们现在的科学理性完全合拍。对荀子特别推崇,因为荀子很早就认为人定胜天。另外,所谓主观主义,如王阳明等人的思想,都被认为是比较片面的主观主义。

    我们最近在康桥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出了一本报告,叫做《儒家世界的透视》,有政治学家、宗教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各方面的专家聚集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三天以上,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理解儒家传统。

    儒家的传统是多元多样,非常复杂的。首先,我们要说儒家传统是一个多元文化。如果你只了解中国文化,你对儒家的理解是片面的,你还要了解日本文化、朝鲜文化和越南文化,才能对儒家传统有个全面的认识。很多第一流的中国儒学家,基本上对日本、朝鲜、越南的儒学是鄙视的,认为他们都是拿了我们的来模仿。可以说,中国儒学学者对日本、韩国的儒学的认识并不多。

需把儒家传统当成多元文化

    譬如说,我1985年在北大上了一门儒家哲学的课,开了一个名单,表示要谈李退溪的儒学思想。有一位学者指出,“杜教授,你这个名单里有笔误,出了一个人叫李退溪,这个人大概不见经传,你最好把他去掉,不然恐怕会闹笑话。”可是,李退溪却是韩国著名的儒学大师。后来,有一位中国学者告诉我,清朝编《四库全书提要》的时候,就有人看到李退溪的全集,并且还有清儒做了这样的批语“此皆正学,不知何朝人也。”很明显的,当时人们已经把李退溪当作中国学者。毫无疑问,我们要把儒家传统当成多元文化。

    另外,儒家传统也是跨越时代的,像一条河长得很,你不能把它切断来理解。在世界上有很多有古无今的文明,像巴比伦、埃及,甚至古希腊、罗马,现在只有到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另一些是有今无古的文明,像美国和前苏联;又有今又有古的,不多,儒家传统就是又有古又有今的思想长河,从曲阜的涓涓细水,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一部分,后来变成潜流。到了宋明以后,逐渐逐渐地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最近一百年来,是进入低谷了,几乎要干涸了。现在又有一点点,我叫它“一阳来复”,可能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还可以发展。所以,这是一条长河,它一方面波澜壮阔,另一方面非常曲折,所以其历史跨幅非常大。

    再有呢?从各个不同的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儒学,可以得出很多完全不同的结论。以前研究儒学的多半是哲学家,现在从宗教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甚至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儒家传统的学者非常多。从各个不同的学科的角度来了解儒学,会得出很多不同的结论。从哲学上体现出来的儒家精神和一个政治学者认为儒学有很多政治化倾向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争议很大。我们上次开会就已经发现到,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常常比交叉文化的沟通还要困难。